中国制造的激荡40年
中国制造的前两波浪潮（1978-1998），简单说就是神州大地压抑已久之后的原力觉醒。这包括了乡镇企业家的觉醒（比如鲁冠球的万向1，刘永好的新希望1982），对外贸易的觉醒（比如柳传志的联想，张瑞敏的海尔），离开体制下海经商的觉醒（比如李东升的TCL，宗庆后的娃哈哈，任正非的华为，段永平的小霸王，王文京的用友，冯仑的万通，史玉柱的巨人，求伯君的金山，郭广昌的复星，王传福的比亚迪）和重新打开国门利用外资的觉醒。
贸易开放带来了制造转移，但没有发生技术转移。80-90年代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需，一些中国人需要的商品，在改革开放初期自己生产不了，就引进整条生产线到中国来生产，比如海尔引进德国的冰箱生产线，彩电引进美国日本CRT显像管生产线等。然而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从终端直接引进生产环节，一旦出现技术升级，在技术匹配的制约下，中国不得不继续引进技术来实现终端产品的国产化。
只有制造转移，没有技术转移，结果是中国制造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能力也被挤掉了。中国CRT彩电工业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遇到液晶技术替代时被打得措手不及，原因是80-90年代的中国制造与新技术的演进过程基本绝缘，中国彩电工业既不了解液晶技术的进展，也难理解新技术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电子工业直到今天仍然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处于看不到尽头的落后状态。
中国制造的第三波浪潮（1998-2008）是自主化，简单说就是复制-模仿-进口替代，copy to China，美国有的中国也要有，美国日本造的中国都要造。相比80-90年代，这一阶段的中国制造已经从集成组装制造中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劳动力技能，在计算机、手机、汽车制造等领域出现了自主品牌，但核心技术零件、自主研发能力仍然受限于技术、设备、材料，技术被卡脖子的情况下，品牌主要靠资本外延扩张吃规模化红利。
1998年，中国商品房市场开放，城镇化率在之后的10年上升了14%，快速膨胀的城市化需求催生了和基建地产产业链相关的制造业发展（比如梁稳根的三一重工）。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口额在之后的10年间上升了613%，出口占GDP最高达35%，出口导向型产业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集聚，比如东莞的电子，晋江的体育，绍兴的纺织，义乌的小商品等。20世纪末，美国的互联网泡沫也催生中国的互联网萌芽，新浪搜狐网易腾讯阿里百度纷纷登场，真正属于他们的时代还在后面。
我们将中国上市公司和全球上市公司做对比，全球市占率超过50%的中国行业有14个，超过20%以上的中国行业有50个。过去十年，中国制造快速提升的不仅有全球市占率，还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关键的基础科技。中国拥有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超级计算机，中国超算神威的计算能力是美国超算泰坦的5倍；中国超算的CPU是上海国家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研发的SW26010；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量子卫星网络；中国正在人工智能研究关键领域迅速崛起；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天眼”；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物流系统。
中国真正开始出现大量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迭代也就是最近十年，十年放在产业史上只是一个瞬间，但中国已经在多个行业从追赶者成为领先者，从模仿者成为创新者，并在一些高端制造业开始具备全球竞争力。中国制造在发展中国家里算起步比较晚的，上世纪60-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先后出现了拉美奇迹、亚洲四小龙、新四小龙，而今天也只有韩国还在消费电子、精细化工、汽车等制造业领域还具有全球竞争力。中国制造起步虽晚，但在全球制造业市占率排名和关键基础科技的进步速度上，仅次于美国，而且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快速缩小。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图3：中国制造业的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天风证券研究所
制造业不是零基础就可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是市场的规模优势，都不能算作是一国制造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类产业史上不缺少要素大国的失败案列，也不乏要素小国的成功案例。
以美欧日的成功为例，一国要成为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需要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具备竞争力。今天中国制造正在形成的全产业链优势，主要来自于四个因素：巨国市场的规模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包括高效率的产业工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队伍）、共和国前30年技术基础的传承迭代。
我们借用施振荣的“微笑曲线”：市场容量足够大，品牌服务的推广空间足够大，做终端设计、系统集成的国产厂商能够存活；完备的产业链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给中游制造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保障；技术的传承迭代、很强的政策扶持和政策执行力，驱动产业向上游发展，掌握自主研发能力和专利技术。
巨国市场的规模效应：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相当于欧洲总人口(7.4亿)。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严格意义上说，今天常被提起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都不算中国首创，但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在中国得到了最成功的应用，都离不开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效应。大市场能够降低和摊薄成本，福耀玻璃到美国设厂的原因是美国汽车市场足够大，当地设厂便于快速到货。借助大国效应的势能，中国企业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或海外并购高科技公司，缩小和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建立核心竞争力，最终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