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再度跌破7%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政府的琅琊阁上还有多少锦囊可以用？着眼当下，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太多可以腾挪的空间。不管是发改委批项目，商务部稳外贸，还是财政部放资金，住建部调房贷，都没能阻挡中国经济下行的步伐。但如果放眼未来，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可走的路还有很多。也许这些路现在看来遥不可及，但未来可能逐一成为现实，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别无选择。
1、改革“官员”管理体制，重塑行政效率。反腐打破了政府运行中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导致官员消极怠工。反腐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推进配套改革。(1)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公职人员管理体系，包括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也不一定养懒，关键在于让薪酬和编制浮动起来，打破铁饭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新加坡的“Meritocracy”(任人唯贤)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2)改革央地财政关系，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税体系问题逐步凸显：财权事权不匹配、负向激励、财政资金投放不畅。未来一是要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对现有财政资金的支配权。扩大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例。二是要适度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一新增地方税种，比如房地产税；适当扩大共享税中地方财政分享比例。
2、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大规模减税+发债。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一点都不“积极”，其根源在于财政收入下滑，而预算财政赤字率又不开口子。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们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
(1)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专项金融债作为一种特别的特别国债，可以继续扩容。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2)大规模减税。“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一是下调个人所得税率，中国最高税率45%，高于大部分国家。二是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税。三是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四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五是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转变。
3、大胆清理不良资产，激活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失效的症结出在商业银行惜贷，商业银行惜贷的症结出在不良资产。现在的商业银行体系就像一个得了癌症的病人(不良资产就是他的癌细胞)。
医生目前开出的药方是严控癌细胞扩散(监管层严控不良资产，考核不良资产率)，病人(商业银行)也出于恐慌少吃一切可能致癌的物质(对大部分贷款都慎之又慎，惜贷情绪严重)。这种方法看上去无可厚非，但实际上这种方法仅能用来预防，现在癌细胞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反而会加速病人体质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建议：(1)监管层和银行管理层提高风险容忍度，发挥逆周期调控的作用，不要顺周期强化银行的惜贷情绪。(2)加大坏账冲销的力度，提高速度。(3)组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剥离有毒资产，借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和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4)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银行资本金，比如央行[微博]降准，让商业银行认购特别国债，然后补充资本金，或者由银行发行优先股。(5)加快不良资产的资产证券化(NPAS)。
4、彻底打破刚性兑付，走出债务黑洞。经济繁荣期，各国政府往往会通过信用担保扶持本国产业，但随着经济进入低迷期，政府信用担保的弊端愈发凸显：挤出效应、扭曲资金配置；异化融资需求，推高融资成本；吞噬企业利润。
韩国是打破刚性兑付最为成功和果断的国家，借鉴他们的经验，建议：(1)一是抓住危机的机会，倒逼改革破局。中国错过了2008年的机会，不能再错过2015。(2)抓住典型杀一儆百，让大而不倒的企业倒下去。韩国曾经拿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开刀，中国也可以找一两个巨头做典型。(3)建立配套的社会安全垫，防止次生社会危机，比如存款保险制度。(4)加快破产企业兼并重组，既要“破”又要“立”。
5、加快企业并购重组，加速化解过剩产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过剩”，不解决产能过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很多决策者对去产能闻之色变，认为去产能就是“破”，意味着砸机器、倒牛奶，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去产能也是“立”，通过并购重组，可以有效缓解去产能的阵痛，同时重塑企业活力。
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困境，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寻求新突破：(1)推动大巨头整合重组，可以从央企整合开始。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行业寡头的整合和超级巨头的诞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2)降低并购重组的制度交易成本。简化相关法律流程与环节，降低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监管机构放权，减少行政审批。(3)发挥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的融资、定价和监管职能。(4)实施过渡期保护，为并购重组赢得时间。在企业并购到形成新的赢利点之前，可以由政府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
6、组建国家级科研中心，政府和市场合力进行科研攻关。中国的R&D投入占GDP比例为2.01%，但与韩国、芬兰等国家接近4%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技术创新一方面需要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激励，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短时间攻关。参考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经验，建议在现有的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基础之上，组建独立的国家级科研创新中心。
(1)资金来源：采取政府出资和市场筹资相结合，一开始可以是政府完全出资，后续可以逐步递减。(2)管理方式：政府和市场建立联合领导委员会，采取市场化管理模式。(3)结合各地禀赋和技术优势进行布局。(4)对现有的科研机构进行事业单位改制，尽快实现市场化运作。(5)为技术创新创造公平有效开放的制度环境，包括税收政策、签证政策等。
7、组建中国版住房银行，稳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既不应该被神圣化，也不应该被妖魔化。短期来看，稳定房地产市场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要条件，房地产不稳，则中国经济不稳。中长期来看，中国虽然已经迎来劳动力人口和婚龄人口的拐点，但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只有55%，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
对政府来说，房地产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必须想办法对合理的住房需求进行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贷融资支持。(1)尽快成立中国版的住房银行。通过购买商业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盘活信贷资产存量，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其放贷意愿。(2)改变保障房供应模式，购买存量，加快商品房库存消化。(3)矫正房地产市场的制度扭曲。一是增加城市开发中住宅用地比例，降低购房成本；二是改革户籍制度，让人户分离的农民工真正实现城市化，为合理的购房需求扫除障碍。
8、参与改造国际规则，借外力助推国内发展。要想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扩大开放”。新常态下的第二次开放必须要有不同于第一次开放的新思路。过去对外战略的重点是“韬光养晦”，被动接受规则，现在的重点要转向“有所作为”，主动改变规则。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经济体的体量跻身到全球前几位，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都是必然选择：
(1)主动改造多边贸易制度。一方面加快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自贸区建设(FTA)，比如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多边贸易协定和贸易区建设，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主动改造多边金融机构。中国现在也需要自己的金融阵地，必须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是加快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微博]的投票权改革，改革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二是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国际投融资平台的建设。
9、推广PPP模式和混合所有制，政府向社会资本让利。通过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强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合作，或者更准确的说，政府向社会资本让利，是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对中国来说，国企私有化并不现实，更现实的是通过混合所有制，而PPP其实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
(1)厘清中央层面的PPP顶层设计与领导机制。在国务院层面建立PPP领导小组，办公室可设在财政部或发改委。(2)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改善PPP制度环境。理清价格机制、财政承诺和预算衔接等问题，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会资本的利益。(3)投入财政资金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对项目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降低企业的参与成本，扩大项目参与主体。(4)为PPP项目投融资提供政策支持。可通过提供信贷优惠、项目收益资产证券化、发行项目收益债等方式，为PPP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10、大幅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以市场力量突破供给瓶颈。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稳定经济，另一方面稳定就业。国家统计局根据近两年数据测算得出，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左右。服务业的发展瓶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下一步必须通过供给端的开放来解决：
(1)金融业开放。资本市场对外国投资者进一步开放；放松外资对金融业的控股比例；放松银行业的牌照管制；允许混业经营；(2)教育市场化。公立学校教职工未能获得市场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下一步应该扩大学校的自治权和社会资本的办学权；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合作；发展民营教育集团。(3)医疗民营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财政包袱，社会资本可以获得新的投资渠道，通过产业链实现盈利；医院人员可以获得市场化收入，一举多得。
特别建议：发展智库，广开言路，让思想引领中国前行。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成功的国家都必定有一个广开言路的政府。过去是琅琊阁里的麒麟之才为君主提供锦囊妙计，现在也应该有智库的专家学者为政府献言献策。一方面应当增强官方智库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应发展壮大民间智库，激活思想市场，让思想引领中国前行。
